就业难？我不太清楚。。。

明治大学国际日本学部四年级学生神谷彰典（22岁）已经在8月份成功应聘日本的传统财阀企业三菱制钢。神谷彰典总共面试了15个公司，他说：“我没听说过就业难这样的话，我周围几乎没有朋友说就业很难。”
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在2015年年初发布的资料显示，日本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为96.7%。当时韩国国内也有很多媒体纷纷报道。虽然统计数据可能有所误差，但我们在东京遇到的青年也都异口同声地说道：“就业绝对不是很难。”
2011年来到日本留学的韩国留学生李亚仁（24岁）于2015年3月从拓殖大学国际学部毕业，毕业后并未选择回到韩国而是选择在日本就业。李亚仁说道：“韩国朋友们都说‘投100个简历也不行’，‘工作环境太糟糕’等话。不过在日本只要不是想进大企业，就业不是很难。和我一起在大学搞乐队的朋友们经常翘课，也不那么努力学习，反而比其他人更早成功就业。当时我内心的想法是，在日本这样的朋友居然也能就业。”这样的事情能够发生是因为日本人不在简历上写大学时的学分。


学分和资格证不是关键。

拓殖大学国际学部四年级学生庄司结里（22）的简历很特别。庄司结里投给婚庆公司的简历是用手写的，甚至在简历上画画并剪贴了照片。公司对简历的要求就是“发挥自己的个性，设计一个婚礼计划。”庄司结里说道：“我的想法就是根据好朋友们的情况特点，为他们设计婚纱、化妆、婚礼概念以及蜜月旅行。” 在日本决定就业成功与否的是个性和创意。庄司结里说道：“面试官在面试的时候给出的问题是‘用白纸表现一下自己’。面对这样抽象的问题，我当时就感到眼前一片黑。”来东京参加面试的青森县弘前大学四年级学生坂爱子（22岁）也说道：“面试的时候，我被问到‘如果去火星，你会带什么去’的问题，当时我也很慌张。”
就业没有所谓的正确答案。所以学生们把更多时间用在享受大学生活，而不是准备就业。神谷彰典和庄司结里在大学期间都是篮球部部员。庄司结里打了7年的篮球，还曾经是篮球队队长。神谷彰典说道：“我在大学期间尽情地做了哪些只要是进入社会后就无法再做的事情。我并没有为就业做过什么特别的努力。” 另外一个绊住日本大学生的制度是“大学毕业生招聘制度”。这指的是企业招聘大学三年级、四年级学生的方式，特点是很少会招聘过了这个阶段的学生。坂爱子说道：“如果不能在大学毕业时候就业，就很难进入自己想要进的公司。所以我们会有‘这次必须就业’的压力，时间拖得越久，越不安。”


非正式员工也可以，只要不是“黑公司”

不过日本大学生担心的不是就业本身，而是就业之后的生活。日本对所谓“黑公司”的批判声音很高，“黑公司”指的是强求员工在残酷的工作环境下工作的公司。2009年甚至有一部叫做《我在一家黑公司上班，已经快撑不住了》的电影在日本上映。
庄司结里说就业的时候最注意的事情就是通过书和网络调查黑公司。他在成功应聘一家酒店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也是通过公司评价网站确认该公司情况。 记者在池袋遇到的仲阳介（26岁）选择做尼特族（不升学、不就业、不进修）也是因为没有信心像朋友们那样过工作时间长，收入却少的生活。他所在的“尼特株式会社”是尼特族们聚集在一起做短期项目的公司。仲阳介说道：“尼特株式会社里有很多在原来的公司因为无法忍受低薪酬或频繁的夜班而寻找下一个工作机会的人们。”
不过只要不是黑公司，日本人对非正式员工也没有反感。他们说日本没有对非正式员工不公平的待遇或社会上的歧视。李亚仁由于在毕业后工作的公司被其他公司并购而被解除了合同，正在寻找下一个工作。李亚仁说道：“我昨天参加面试的公司给的是合同工的工作，不过与正式员工没有年薪或奖金上的差异。这家公司还有在合同期间结束之后为帮助合同工增加履历而提供100万日元（约合5.4万人民币）的制度。” 神谷彰典与庄司结里在听到韩国的就业市场情况之后异口同声地说道：“韩国可能有必须在大企业就业才能过上稳定生活的强迫观念，也比较在意周边人们的视线。在日本即使进入中小企业也不会对人生产生什么问题。因为所有人都这么想，所以也没有必要在意其他人的视线。”
不过这会不会是因为日本青年对低薪感到麻木而说的话呢？庄司结里就业后的年薪是250万日元（并不是很多），李亚仁的年薪加上奖金是280万日元（有9名员工的小公司）。东京的交通费和房租虽然很贵，但是公司一般会报销大部分的交通费，因此只要与别人一起合租房子，生活条件就不会比在首尔差。在东京工作的一位韩国人说：“考虑所有因素的话，即使在中小企业就业，青年的生活也不会比在首尔差。”

对26岁男青年的定义：“大企业，中小企业或求职者”

“刚从大学本科毕业的时候，我想只要成为三星的一员就能成为无愧于父母的自豪的儿子。不过在读硕士的现在，我更想对父亲说：‘我想去一个不是三星的给多少年薪的某公司，虽然不是三星，但我觉得能够快乐地工作。’不过这句话在现实中却很难说出口。最后只能努力进入一个像样的大公司，好让父母在朋友面前炫耀。我不知道这样的社会是谁造成的，不过这就是韩国的现实。”
江并宇（27岁）是首尔某著名私立大学的硕士研究生，他说：“如果把韩国26岁男生分成两类，一类是大企业员工，另一类就是中小企业员工。只要是临近毕业的学生都会从父母那里听到：‘听说某某的儿子去了大企业’这样委婉地给压力的话。” 江并宇在2013年从地方国立大学电子工业系毕业，当时只想到先就业再说。江并宇并没有太考虑专业合不合适的问题，向建筑、炼油、化学、制药等不同领域将近20个公司投了简历。虽然也有企业向他伸出了橄榄枝，不过他还是放弃就业，选择了攻读硕士学位。他说道：“因为我无法在面试的时候自信地回答‘能做好吗？’这样的问题。”江并宇认为只要在大学院更深入地学习本专业就能够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真正想做的是什么，能做好什么。
不过在临近硕士毕业半年的时候，他的目标再一次改变。虽然目标依然是大企业，不过与2年之前盲目地想进三星的情况又有所不同。江并宇说道：“本科毕业时候的目标是进入三星，不过我发现三星并不是我的目标，而是社会、父母以及朋友们给我定的目标。我现在已经有了具体目标，就是到公司之后做什么工作会比较让我快乐。” 即使拿到硕士学位也不能随意挑选想去的公司，不过有了明确目标的江并宇显得更加自信，他说道：“在就业市场上，硕士和本科生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我现在有了一个自己的目标，因此虽然还是会害怕失败，但我想培养能够克服这种恐惧心的能力。” 江并宇正在做一个研究项目，每天都会花10多个小时在研究室里。他在与已经就业的朋友打电话的时候，互相会竞争似地比较和诉苦谁在公司呆的时间长或在研究室呆的时间长。这种生活下，我们还能够谈论希望或幸福吗？江并宇说道：“如果在工作或金钱中寻找幸福，只能给49分。因为我不觉得未来有一天能够工作得更少却能赚更多。”不过他也没有放弃希望。
“我为了逃避现实，曾经去海外学习外语，试过创业，拖延过毕业。最终选择的硕士也有逃避的意思在里面，不过到最后不得不面对现实。我觉得离开韩国不是解决方案。可能有些人会对我说我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但绝对不是这样。我感悟的幸福生活有两种。开始与别人比较的瞬间就是地狱的开始，另外一点就是，如果无法躲避就要学会享受。如何在工作中找到快乐？所以我在生活中不停地思考生命的目标。

“运动员进全国前100名也生活艰难，读书能进前10000名就生活无忧”

住在首尔舍堂洞的黄在勇（27岁）与江并宇同岁，不过他的情况很不一样。黄在勇是高中毕业生，只是个仅仅能够通过临时工作赚到烟钱的无业者。不过他也是曾经在大学时候参加过学生运动的热血社会青年。
黄在勇的故乡是江原道旌善郡舍北邑，他在中学二年级的时候决定考检定考试（类似自学考试，考过后得到相应级别学历和攻读下一级别学历的资格）。后来当地的超市和文具店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当铺和旅馆。黄在勇越来越感到无法在这里继续生活。这些都是2000年江元乐园赌场开业之后起的变化。 意外的是，黄在勇很顺利地得到父亲的支持。黄在勇的父亲曾经是马拉松选手，他经常说：“运动员即使进入全国前100名也生活艰难，但是读书只要能进前10000名，未来的生活就有保障。”所以当黄在勇说要学习的时候，父亲并没有阻拦。 就这样，黄在勇在2004年来到首尔。没过多久，他在故乡送报纸攒的钱也很快见底，手中并不宽裕的父母也会经常中断送钱。17岁的年纪难以承受的困苦生活摆在了黄在勇的面前。他有时候需要靠两个快过期的便利店三角紫菜包饭和一杯泡面过一天。考试院管理员敲门的时候，他曾装作不在里面。他说道：“当时我感到极度的无能为力。” 黄在勇在历经千辛万苦之后终于考入首尔市的四年制大学社会学科。但是大学四年级的时候，他再次感受到了无能为力的感觉。他从部队退伍之后，家里的各种问题和大学学费等问题给他带来重重压力。他回想当时的情况说道：“有一天，我只能放弃所有事情。”
其结果是被学校开除。黄在勇承认自己意志薄弱，但也说道：“有时候我会想，如果我出生在一个比较好的家庭环境中会如何？就算不是钱的问题，如果我从小在鼓励中长大并学习到从失败中重新站起来的生活态度又会如何？” 黄在勇对于在“没有出路”的“地狱朝鲜”中寻找幸福的方法与江并宇有着相同的想法，他说道：“我曾看过阿兰·德波顿的TED演讲，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说：‘失败也可怕，但是更糟糕的是在人生终点发觉自己所追求的从来就不是你真正想要的。我们应该想清楚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再去追求成功。’我想如果我确定自己的价值观，成为自己人生的主人，幸福就会自然到来。我希望在新的一年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争取自己想要的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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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见识过真正的贫富差距吗？

“来这个餐厅就餐的客人都是能够一顿饭随意消费1万元以上的人。中国的贫富差距远超出你的想象。” 出生于河北省的崔梦蝶（24岁）在北京一家高级餐厅旁边的一家小茶楼工作。菜单上的价格让人瞠目结舌。仅够喝一口的一杯茶价格竟然是128元。够喝四杯到五杯的一壶茶的价格是480元。与一般上班族的午饭价格只有30元相比，一壶茶的价格相当于16吨午饭。
崔梦蝶在听到韩国的“金汤匙”和“土汤匙”的说法之后说道：“在中国，钱和权力导致了社会各处的不平等和歧视。如果不是高层干部或富豪的子女，不管能力有多大也得不到一些工作和公务员职位。”一位韩国的中国专家曾告诉记者：“中国官媒CCTV在招聘时不会通过公开招聘的方式，只会通过关系来招聘那些高层官员的子女。” 根据联合国资料显示，中国的大学升学率从2003年的15%提高到2012年的26.7%，每年增加1个多百分点。中国在1980年代以来大幅增加大学的数量和招生人数，再加上一胎政策的影响，父母都为子女的教育问题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从地方城市到大城市上学的学生也大大增加。但是中国的经济状况无法满足快速增加的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需求，结果导致很多来自地方城市的大学毕业生在毕业的同时成为城市贫民。崔梦蝶说道：“很多大学生都没有找到对应自己专业的工作，也没有得到大学生应有的待遇。甚至很多大学生的待遇都不如一个月收入5000多元的我。”
不过崔梦蝶也强调说：“中国还是有很多机会和希望。”就像初中毕业的崔梦蝶在高级茶楼工作并受到高于大学毕业生的待遇一样。她还说：“中国人一般会觉得农民工或餐厅服务员等职业低人一等，不过也有很多除了读书以外，像我这样通过学到一门手艺获得成功的途径。来我们店里的客人不会因为他们钱多或者社会地位高就无视我，反而会尊重我。我们叫茶壶为‘公道杯’，意思就是至少在我们喝茶的时候，所有人无论钱财地位都是平等的。” 听说地方城市的人在北京的生活会有诸多不便，记者向崔梦蝶问了她对未来的规划。 “靠我一个人的力量在北京生活的话，因为房价也很高，会有很多困难。我想10年后，我应该会结婚了吧。还有我最大的一个期望是不管是在10年以后，还是在20年以后，开一间属于自己的茶室。虽然很难，我希望我能实现我的梦想。”

对就业难的“既相同，又不同”的三种看法
-职业高中毕业后在旅行社工作的郭静（21岁）说道：“不是就业难了，而是很多年轻人很受宠，学历又高，所以不愿意接受从底层开始。” 河北民族师范大学学生张玉翎（19岁）说道：“就业率低并不意味着就业难。中国经济增长很快，所以需要很多人才。一部分高学历的年轻人不愿意接受低待遇的工作只是他们个人选择的问题。” 沈阳理工大学毕业后在先锋金融集团工作的李昱蕾（26岁）说道：“我认为经济增长对个人就业的影响不大。就业市场中最重要的是毕业证书。不管经济好不好，北京大学或清华大学的毕业生不会担心就业。” 三个拥有各自不同背景的年轻人所想的就业难虽然很相似，但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所有人都认为并不是就业本身变得更难，不过分别认为中国的就业难是过于娇生惯养的年轻人本身的问题、个人价值观不同的问题、大学毕业证书含金量的问题。这些看法与国外的分析不同，国外普遍认为中国的政策和经济结构问题导致了中国的就业难。那么为什么中国青年会把就业难归结到自己身上呢？我们在与其他学生的采访中可以看出一丝端倪。
中央民族大学西方经济学硕士生曹林茂（26岁）说道：“中国政府通过调整产业结构、鼓励创业以及放开二胎政策等方式改变着现在的依靠资源消耗和廉价劳动力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政府很注意避免经济的‘硬着陆’。”换句话说，我们可以认为中国年轻人对国家的无限信任和认同感把社会结构的问题归结到个人问题。 不过这种歪曲的认识对于中国年轻人来讲未必只是件坏事。相比自责和缺乏热情成为日本青年的问题，中国青年心中至少怀有希望的火苗。 李昱蕾在2012年进入北京的一家杂志社后拿到的第一份月薪只有1800元。不过后来她把工作换到广告公司、O2O公司以及金融公司之后，月薪分别涨到5000元、8000元以及12000元。在短短3年时间里，李昱蕾的工资涨到了6倍以上。 虽然他们对就业难的想法各不相同，不过都怀有对未来的希望。
郭静说道：“只要努力工作，任何中国人都不会因为社会问题而感到挫折。”
张玉翎说道：“最重要的是自我满足。我没有太大的奢求，所以我觉得能够过上一个自己所希望的生活。”
李昱蕾说道：“无论是谁，只要像我一样努力并积累实力就不会失败。”

“乐观是我的力量”中国的青年创业者

中央民族大学是为中国少数民族创办的国家重点大学，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同样位于北京海淀区。中央民族大学最近专门为硕士生举办了创业大会。之前每两年都有面向本科生的创业大会，今年是首次举办面向硕士生的创业大会。这次的实战型创业大会的参赛队伍有31个，大会将从中选出6只队伍与企业配对，并给予创业机会。 记者采访了参加本次创业大会的肖迪（25岁）、曹林茂（26岁）以及方毅（25岁）。
队长肖迪说道：“一等奖奖金是5000元。不过比钱更重要的是，胜出后可以获得与阿里巴巴等大企业合作实现我的创业目标的机会。所以非常渴望能够获胜。” 其实，这并不是他们第一次参加创业大会。他们在读本科的时候也曾分别参加过创业大会。方毅甚至有参加过全国创业大赛的经验，当时的项目是为中国穆斯林开办一个征婚网站。曹林茂说道：“越来越多的中国大学生对创业感兴趣。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3月提出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起到了很大影响。”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2015年第三季度的经济指标显示，免税政策和建立孵化器为重点的中国创业扶持政策起到实质性效果。2015年上半年新登记的企业数量同比增加19.4%，新增注册资金同比增加43%。2015年6月，创业人口在所有就业人口中的占比也比1月份增加0.11%。考虑到中国有13亿的人口，所有就业人口中的0.1%也是不可忽视的数字。尤其根据北京大学市场研究中心的报告书显示，90后大学毕业生中的15.6%希望创业。 这三名学生都是90后，他们以“90后的主题文化休闲空间”创业项目参加了大会。他们认为，只要触动逐渐消失的小时候的记忆就能够让喜欢消费的90后打开钱包。这是他们在经过周密的市场调查之后下的结论。 为什么这些年轻人会像磁铁一样被创业所吸引？肖迪说道：“就业后的工作可能会比较稳定，但如果不实现从小就怀有的梦想的话，我可能会有一生的遗憾。虽然也有可能会失败，但现在也没有什么好失去的。即使最后真的失败，我也会再去完善自己，再去学。”
韩国国内认为中国很多青年是因为就业难才会把目光转向可以得到政府扶持的创业，但是记者在中国遇到的青年创业者却说这是他们从小就怀有的梦想。我们采访了另一位为梦想一步一个脚印地努力的青年。 李平章（24岁）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市，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他在大学四年级的时候进入日本化妆品公司DHC，成为管理培训生。虽然只是接受培训，但因为也是通过正规招聘进入公司，月薪达到8000元，相比今年90后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平均月薪2687元高出不少。不过李平章在毕业后放弃进入DHC，选择到北京。李平章在大学时候的梦想是创业建立一个旅行社，为了实现梦想并学习必要的知识，他选择应聘中国最大的网上旅行社。李平章在旅行社的出色工作得到肯定，月薪很快涨到1.7万。不过高额薪酬也没有留住李平章，因为他觉得实现梦想的时候到了。 “中国有很多非常美丽的地方。尤其从我的故乡四川到西藏的公路两边的风景真的是美得让人窒息。遗憾的是，韩国人只知道北京、上海、香港等大城市，却完全不知道成都和西安等很有意思、很美丽的城市。所以我很想向外国人介绍中国隐藏的美。”
李平章于2015年9月创业，建立了“HiChina”旅行社。他与志同道合的5个朋友住在一个房子里，开始将梦想付诸实际。 对于什么是最终梦想的提问，李平章回答道：“不一定赚很多钱，但一定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也要有意义，能给他人带来帮助。我最大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像谷歌或脸书那样的公司，打造一个各种国籍的外国员工能够与中国交流，理解中国的平台。” 虽然还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成果，但他的语气和行动上充满着自信。他说道：“即使这次失败，只要重新开始就可以。”那么中国的年轻人是否都这么自信？ 李平章说：“很多人不知道自己创业是为了赚钱还是因为自己想要做什么。很多人看到马云这样高高在上的星星之后，就飞奔过去，却忘了自己脚下就有一个大坑。”他还说道：“中国有个词叫屌丝，非常流行。现在的中国就像狄更斯小说里说的‘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不过有一点非常明确，就是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等中国IT企业的飞速发展给很多年轻人机会和希望。
梅京京（22岁）2014年职业高中毕业后曾经在幼儿园做老师。当时的月薪只有3000元，但是到2015年，她已经成为月收入5万元的创业者。这是从她开始通过腾讯微信销售减肥产品之后发生的变化。梅京京说道：“中国的贫富差距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不过年轻人可以通过智能手机和网络来创造新的机会。保持积极的心态，加上努力的话，未来绝对不会暗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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